抗戰時期，西寧街頭的抗日宣傳活動場景。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使用過的軍旗。

　　一九三六年七月，紅軍長征經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瑪縣。圖為紅軍在亞爾堂鄉子木達溝溝口石崖上書寫的“北上響應全國抗日反蔣斗爭！安慶宣”宣傳標語。

　　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安徽省馬店烈士墓（1944年5月，阜陽之戰中犧牲的騎八師將士埋葬地）。

　　青海騎兵師戰士在青紗帳中伏擊敵人。

　　位于西寧市城中區解放路的抗日陣亡將士紀念亭。省委黨史研究室供圖

　　2025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抗戰時期，青海雖遠離抗日主戰場，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下，青海也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及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本文從黨的引領角度對青海抗戰史進行了梳理，并結合新時代新征程進行了粗淺思考，目的是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推動黨史界對這一領域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希望更好地弘揚抗戰精神，汲取歷史智慧，為現代化新青海建設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黨史力量。

　　一、抗戰時期黨在青海的歷史成就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在青海這片廣袤土地上，中國共產黨著眼大局，主動作為，積極開展對青海軍閥的政治爭取，促成青海騎兵師東征抗日，引領青海各族群眾積極支援抗戰，號召廣大青海兒女投身抗戰，掀起了青海抗戰熱潮，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一）中國共產黨對青海軍閥的政治爭取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西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總政策：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糾正“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爭取一切贊成抗日的力量。會議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全國愛國力量的廣泛擁護。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改變其“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促進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中國共產黨對青海軍閥馬麟、馬步芳進行政治爭取。青海馬氏家族作為青海地方實力軍閥，掌握著一定的軍事力量，爭取他們共同抗日對于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為打通國際通道，取得蘇聯援助，聯合抗擊日寇，中共中央曾多次表示爭取青海軍閥合作抗戰的政治主張。1936年9月27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致朱德、徐向前等人的電文中，就提到了爭取馬步芳的可能性。10月26日，毛澤東、朱德等46名紅軍領導人共同致書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表示中國工農紅軍愿與“西北數十萬健兒”“手攜手地聯合起來，為保衛西北而戰，為保衛華北而戰，為保衛全中國而戰，為收復東北失地而戰”！但馬步芳無視全民族抗戰的歷史大勢，依然致電南京政府表示他“深知非殲匪不足以除內賊，非固防不足以遏巨患，殺賊之心益堅，請纓之志極切”，繼續把“剿赤”放在“抗日”之上，向紅軍西路軍進行追剿。在民族大義面前，中國共產黨摒棄前嫌，通過多種途徑對青海軍閥進行爭取說服，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政策主張。1937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致潘漢年的“有子”電中，表示為了消除蔣介石的疑慮，在河西與馬步芳和解，已經下令“西路軍在甘肅附近停止兩天，請蔣速令馬軍讓出甘肅二州，即可停止東進”。2月，周恩來在西安邀請西安市回族愛國人士馬德涵先生與中共地下黨員張文彬到甘肅武威，對馬步芳之兄、騎五師師長馬步青進行說服工作。4月上中旬，周恩來再次派張文彬、劉秉琳兩同志持其親筆信，通過國民政府護送九世班禪入藏專使趙守鈺將軍，到西寧、武威等地對馬步芳、馬步青兩兄弟進行說服爭取工作。同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會晤民國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向其闡述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馬麟對我黨主張極為稱贊，并表示摒棄前嫌，以民族大義為重，共赴國難。8月至9月期間，中共中央代表謝覺哉先后與國民政府大通縣縣長劉希古，國民政府民和縣縣長馬騰云，曾任民國青海省政府秘書長、民政廳廳長馬鳳圖，時任民國青海省民政廳廳長馬紹武等人會晤，闡述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使他們對我黨的團結抗日政策有了新的認識，也發自內心地贊同。

　　在中國共產黨的強力推動和勸導說服下，青海軍閥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有所轉變，這也促使其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1937年7月10日，以“剿匪軍事業已結束”為名，公開宣布取消“剿匪各軍事指揮”。經中國共產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不懈努力，使青海軍閥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大旗下派兵參加抗戰，使數以千計的被俘紅軍西路軍得以營救，也使在青海軍閥統治下的青海部分官兵和各族人民有了不同程度的覺醒，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青海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中國共產黨促成青海騎兵師東征抗日

　　暫編騎一師的組建。七七事變爆發后，經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爭取和民族大義感召，青海軍閥馬步芳組建部隊參與抗戰。他在保持其正規部隊實力不受影響的前提下，以原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所屬騎兵第一旅、第二旅及馬步青騎五師第二旅的部分官兵為基礎，又從大通、互助、湟源等縣抽調民團加以補充，組成一支約8000人的騎兵師，馬彪任師長。全師分三個旅，馬元祥為第一旅旅長，馬祿為第二旅旅長，馬秉忠為第三旅旅長。騎兵師涵蓋漢、藏、撒拉、蒙古、東鄉、保安等多個民族，武器經補充后獲“暫編騎兵第一師”番號，于1937年9月1日在西寧各族群眾歡送下開赴中原抗日。

　　紅軍西路軍被俘戰士參與抗戰。1937年4月，馬步青騎五師師部從武威送來約1200名西路軍被俘人員，交駐防永登的騎五師補充旅接收，組成步兵第三團，因士兵均為被俘紅軍，故被稱為“紅俘三團”。騎兵師第二旅旅長馬祿從該團中挑選了200名被俘人員，前往陜北、洛川、潼關、臨潼等地參加抗日戰爭，后來大部分人返回了延安。10月底，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的1500多名被俘紅軍西路軍編成一個新兵團，送往第一戰區補充衛立煌的部隊，遠赴山西抗日前線御敵。期間，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黨代表謝覺哉面見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祖，要求將新兵團移交給八路軍，遭拒后，致電周恩來、葉劍英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設法營救，最終成功將新兵團指戰員營救出來，編入八路軍隊伍。1937年春，馬步芳為了加強對服苦役的紅軍西路軍戰士的控制，將年齡25歲以下的被俘戰士編成“新二軍補充團”。1938年8月，將補充團中的2000余名被俘戰士，以“東去抗日”的名義，分批送到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主要參與甘肅、寧夏及青海等地的對日作戰任務，部分人員參加了綏西抗戰、蘭州空戰等。之后，經謝覺哉多次向第八戰區交涉，補充團由八路軍駐三原留守處周必泉負責接收，編入到八路軍隊伍之中。

　　暫編騎一師在中原英勇抗日。1938年春，暫編騎一師在陜西剿匪后，被調至陜西、河南交界處，負責防守黃河、保護沿線道路等任務，期間北渡黃河奇襲日軍，保障了潼關安全及華中抗日物資運輸。7月，其第二旅赴蘭考、商丘堵擊日軍后，全師調許昌待命，冬調黃泛區負責河防并數次擊退偷渡黃河的日偽軍。1939年8月、9月，騎一師第二旅奮勇阻擊淮陽日軍，其間，遭日軍反撲，旅長馬秉忠等英勇犧牲。此后，騎一師多次英勇作戰，其中一次戰斗中擊斃敵騎兵500余人，繳獲戰馬數十匹，日寇惱羞成怒抽調重兵，配備精良武器，向騎一師寶塔陣地瘋狂猛撲。騎一師頑強抵抗，在主力部隊安全撤離后，留下的百余名將士視死如歸背水而戰，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在彈盡援絕后，全體投水自溺，壯烈殉國。

　　暫編騎二師與八路軍合作抗日。1939年春，暫編騎一師第二旅馬祿部調回陜西乾縣，并由騎五軍馬步青部增補了兩個旅，另組建成暫編騎兵第二師，馬祿任師長。騎兵第二師在陜北邊區與中國共產黨始終處于和平狀態，互不侵犯。馬祿還依據國共合作方針，為八路軍接濟糧食和彈藥，先后接待了朱德、賀龍等八路軍領導，表達了共同抗日的意愿。1940年，馬祿率部開赴綏德駐防，途經八路軍堅守的軍事交通線。周恩來派代表送信函，望馬祿改道，以免發生誤會。馬祿派中校參謀白慕真攜函去延安晉見毛主席，表示愿意改道讓行。白慕真離開延安時，毛澤東親筆題寫“抗日英雄”錦旗一面，贈送馬祿。

　　整編后的騎八師與新四軍共同抗日。1940年5月，騎一師因轉戰中原損失嚴重，調后方休整，7月整編為騎兵第八師，馬彪仍任師長。騎八師初到皖北時，馬彪派上校參謀謝高峰與新四軍第四支隊彭雪楓部取得聯系，在戰場上互享情報、彼此支援，多次聯手粉碎日軍的進犯。騎八師多次突襲日偽軍，破壞交通，在龍亢戰役等戰斗中令日偽軍膽寒。1943年至1944年，騎八師參加阜陽保衛戰，配合友軍重創日軍，副師長盧廣偉犧牲。1945年日本投降后，騎八師接收失地，后經整編，1946年3月調駐甘肅永登。

　　青海騎兵師自組建起，歷經多次改編與戰斗，轉戰中原、皖北等地。在抗日戰爭中，其積極執行護路、河防、突襲等任務，多次與日軍激烈交鋒，有效打擊日軍，牽制敵軍行動，破壞敵交通線，保障抗日物資運輸，保衛戰略要地，為抗日戰爭勝利及維護西北抗日后方穩定作出重要貢獻，展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

　　（三）中國共產黨引領青海各族群眾積極支援抗戰

　　黨在青海宣傳抗日主張。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共黨員來青海開展革命活動最頻繁的一個時期。他們的到來不僅傳播了馬列主義，也促進了青海各族群眾抗日救國的覺醒。期間，中共中央及中共甘工委等派遣共產黨員張文彬、劉秉琳、謝覺哉、吳鴻賓、羅揚實、周服之及青海籍共產黨員錢平、寇從善等來青海，開展籌劃建立組織、發動群眾、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及營救紅軍西路軍被俘戰士等工作，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青海的形成。其中，寇從善受中央指派三進三出青海，開展黨的工作；周服之受甘工委派遣來青，積極宣傳黨的團結抗日主張，并訂閱中共中央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公開傳播和介紹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羅揚實受組織批準兩次來青，開展宣傳抗日主張及社會情況調查研究工作；王儒林、王建三、蔡振東在敵營秘密成立黨支部，積極宣傳抗日思想。

　　“6·23”日軍空襲西寧激起各族群眾憤慨。1941年6月23日，27架日軍轟炸機突襲西寧，投下230余枚炸彈與30余枚燃燒彈，造成71人傷亡，其中炸死43人，重傷12人，輕傷16人。炸毀民房449間、機關房屋81間，造成各種損失10.58萬元法幣。昆侖中學學生挖出鑄有“昭和××年造”字樣的未爆彈，成為日軍暴行鐵證。此次空襲不僅未摧毀青海人民的意志，反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引導下，進一步激發了各族群眾的反日情緒與抗日斗志，促使更多人投身參軍參戰、加入支援前線的行列。

　　號召青海各族群眾積極支援抗戰。青海各族群眾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捐款捐物，籌集獻金。1938年2月，全省各界人士在西寧發起慰問抗戰將士獻金競賽活動，共募集4889.56元（銀元，下同），互助等六縣募集1973.54元；4月，全省各學校捐款3643.48元；年底，又征集寒衣代金14.48萬元法幣。此外，青海各族群眾還捐資捐物。青海蒙藏王公、塔爾寺僧眾等共捐獻軍馬數千余匹，通過以馬代丁的形式，向前線輸送了大批戰馬，助力前線將士作戰；青海藏族群眾多次捐錢、捐物，捐獻數十萬張羊皮，作前方將士御寒之用，為抗戰作出了貢獻。

　　引領青海民族宗教界人士踴躍支援抗戰。黨的抗日主張和建立廣泛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也得到了青海民族宗教界人士的擁護與支持。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回族將領們主動請纓，以“時時刻刻記著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家衛國、盡職盡責”為信條，激勵士兵英勇作戰，并將高亢激昂的《穆斯林抗敵曲》傳唱至內地。在青海藏族居住區，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號召藏族同胞奮起反抗，青海藏族群眾積極響應。1939年，青海藏傳佛教大師、愛國人士喜饒嘉措攜學者楊質夫等，前往蒙藏地區和各大寺院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活動，并撰寫《白法螺的聲音》《為宣傳抗戰告蒙藏同胞書》等宣傳抗日的文章，號召佛僧徒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同年，青海蒙古族駐京人員推選代表，深入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進行抗日宣傳。在青海各族各界民族宗教愛國人士的呼吁號召下，青海各族群眾有的參加抗日團體，進行抗日宣傳；有的積極參軍，上前線奮勇殺敵。

　　抗戰期間，青海各族人民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在人力上踴躍參軍、奔赴前線；在物力上積極捐物、保障軍需；在財力上慷慨解囊、支援戰事。這些行動不僅展現了青海各族群眾的赤膽忠心與家國情懷，而且彰顯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青海的強大生命力與凝聚力。

　　（四）中國共產黨掀起青海抗戰熱潮

　　紅軍長征途經班瑪號召共同抗日反蔣。1936年7月，在紅軍總部的率領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左縱隊與第二方面軍長征途經青海班瑪地區。紅軍進入班瑪境內后，通過多種形式廣泛傳播抗日救國主張。在宣傳過程中，除了深入群眾進行口頭宣講，紅軍還精心印制藏文傳單，上面赫然寫著“聯合一切不愿意當亡國奴的軍民一致抗日”“聯合所有抗日武裝，組織抗日聯軍”“停止內戰與所有抗日友軍共同抗日反蔣”等振奮人心的口號。同時，紅軍宣傳隊在亞爾堂鄉子木達溝溝口石壁上寫下“北上響應全國抗日反蔣斗爭！安慶宣”的巨幅標語。這些抗日宣傳，讓班瑪藏族群眾首次接觸到“紅軍”“共產黨”“革命”“解放”“民族”“抗日救國”等飽含革命真理的詞匯，在雪域高原播撒下革命的火種，也喚醒了藏族人民支援抗戰、投身抗戰的愛國意識。

　　紅軍西路軍被俘將士宣傳抗日主張。西路軍被俘將士在遭受敵人嚴密控制與迫害期間，始終不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以多種形式傳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理念。在張掖敵三百旅韓起功集中營內，劉瑞龍、魏傳統等同志建立的秘密黨支部，不僅帶領難友開展對敵斗爭，更積極向獄中的群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張琴秋被俘后，無論是在西寧毛順皮毛廠做苦工，還是被安排到“新劇團”，都利用一切機會向被俘同志分析國內革命形勢，結合抗日大局講解斗爭策略；“新劇團”的被俘戰士則以特殊方式堅守抗日立場，他們雖被強令演出，卻借舞臺為陣地，堅持表演在西路軍時期所學的革命歌舞，甚至不顧敵人毒打，將敵人篡改的歌詞“國旗飄飄”改回“紅旗飄飄”，以歌聲傳遞革命信念與抗日決心，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用實際行動彰顯了西路軍將士始終心系民族大義、積極宣傳抗日的堅定立場；被強迫在循化修建贊卜乎村清真寺（今紅光清真寺）的紅軍戰士，巧妙地將紅五星、鐮刀、斧頭、“工”字、領章等象征革命的圖案壘砌在花磚瓦和墻壁上，鑲嵌在大殿屋脊上，不僅表達了對黨的忠心、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更暗藏著期盼團結抗日、民族解放的深切情懷。

　　引領愛國文藝界人士來青海開展抗戰宣傳。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多元文藝形式，在青海掀起抗日宣傳熱潮。1937年，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黨代表謝覺哉的幫助下，甘肅省榆中縣王氏兄妹劇團來西寧、大通等地演出抗日劇目；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來到西寧，作《什么叫新文學？》的學術報告，號召寫民族團結、寫民族仇恨、寫保家衛國；西寧回中師生創辦《星月》半月刊，將伊斯蘭教教義與抗日救國結合宣傳。1938年，在黨的抗日思想影響下，學校教育與民眾識字運動結合，設立800多個民眾識字處，開設47處民眾學校、228處夜校及329處婦女識字班，廣泛傳播抗日思想。1939年，周恩來指派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里等人，在青海舉辦抗日畫展，演出抗日話劇，拍攝抗日電影，宣講抗日主張；青海回教促進會立西寧高級中學高中部成立“青海省抗日救國宣傳團”，深入青海東部各縣開展形式多樣的抗日宣傳活動；在王洛賓的影響下，“青海抗戰劇團”成立，演出了《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歌》《保家鄉》《大刀進行曲》《穆斯林青年進行曲》《青海青》等抗戰歌曲。1941年，戲劇藝術家李樸園率領抗日宣傳隊來到青海進行抗戰宣傳，將話劇、快板、相聲等藝術形式融入抗戰宣傳，其中《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引發群眾強烈共鳴，演出現場觀眾群情激憤，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充分展現文藝宣傳對民眾愛國熱情的激發作用。此外，西寧青年孫昌齡和沈克敬，開設中國文化服務社西寧分社，直接與重慶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取得聯系，在與新華社的通信中，請求寄送報刊并向毛主席致敬，在抗日戰爭的勝利前夕被反動政府逮捕遇難。

　　（五）中國共產黨號召青海兒女投身抗戰

　　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全民抗戰思想的影響，青海暫編騎兵師等部隊中的各族兒女投身抗戰，奮勇殺敵，血灑疆場，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展現出了青海兒女大無畏的英勇氣概，涌現出了曾國佐、馬祿、馬登云、余光、朱祥等抗日救國的杰出人物。

　　受到毛澤東等領導接見的曾國佐。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青海馬步青旅被馮玉祥征調，青海互助人曾國佐隨軍征戰。中原大戰失敗后，曾國佐率青海籍官兵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〇九旅二二二團團長，開啟其抗日征程。1933年春，他率部參加喜峰口長城抗戰，與日軍血肉相搏、斃敵眾多，因戰功升任一一〇旅副旅長，駐守察東。1935年6月，曾國佐所部換防北平周邊，負責八寶山、門頭溝、盧溝橋、長辛店一線防務。七七事變爆發后，他率部奮勇抗擊日軍，與敵展開殊死斗爭。北平失守后，曾國佐轉戰河北，任七十七軍一七九師副師長，授陸軍步兵少將銜。其間，他先后指揮泊頭、桑園、大名等地阻擊戰，部隊傷亡慘重仍堅守陣地，后退守河南信陽。1938年7月，曾國佐在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領導的接見。

　　暫編騎兵第二師師長的青海化隆人馬祿，在駐防綏德時與八路軍友好合作，獲毛澤東贈予“抗日英雄”錦旗。民和人馬登云參與多場戰役，1944年在東安支援友軍時遭伏擊，率警衛連斷后，壯烈殉國。西寧人余光（余秉成）加入八路軍，作戰勇猛，還發動群眾支援抗戰。還有湟源縣空軍戰斗英烈朱祥，以及參加騎兵師的青海將士等等。這些優秀的青海兒女，以頑強意志抗擊日軍，彰顯了愛國情懷，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青海抗戰史的現實啟示

　　“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青海高原播撒革命火種、宣傳抗日主張，引領各族人民支援抗戰、投身抗戰，成功爭取青海軍閥參與抗戰，掀起青海抗戰熱潮，這其中蘊含著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偉大的抗戰精神。這些經驗與精神，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青海篇章，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

　　（一）黨的領導是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我們的最大政治優勢。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們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所在。”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政治爭取青海軍閥馬麟、馬步芳參與抗日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了關鍵的引導與推動作用。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周恩來等通過積極溝通與不懈努力，成功將青海軍閥所代表的地方軍事力量納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歷史充分證明：唯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全民族團結一心，形成戰勝強大敵人的磅礴偉力，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當前，世界變局加速演進，國內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軍等各方面任務繁重。新征程上，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確保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使黨始終成為風雨來襲時全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為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

　　（二）堅持人民立場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力量源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是我們共和國的堅實根基，是我們強黨興國的根本所在。”抗戰期間，青海雖地處西北大后方，經濟條件落后，但對抗戰的貢獻是全方位的，從人力到物力、財力的支援，每一個維度都彰顯著高原兒女的愛國情懷。青海各族人民踴躍捐獻羊皮、金銀等財物，認購救國公債；持續輸送大量軍糧保障前線補給；累計捐獻供應萬余匹軍馬支援騎兵部隊。這些支援雖來自經濟發展滯后的青海，但也是支援抗戰的重要力量之一。歷史充分證明：人民的支持是抗戰的力量之源、勝利之本。當前，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青海和全國一樣，面臨著內需不振、居民消費意愿不強、部分領域風險隱患較多等問題。青海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青海工作的重要講話指示批示精神，正在著力打造生態文明高地、建設產業“四地”，因地制宜推動綠色算電協同發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面對這些新形勢新任務，關鍵一條就是必須發揮人民的主體作用與首創精神，凝聚群眾智慧，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三）民族團結是筑牢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石。全民族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抗戰時期，青海作為多民族聚居地區，在抗戰過程中，各族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下，以民族大義為重，主動摒棄隔閡，勠力同心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青海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騎兵師中，回、漢、土、撒拉、東鄉、藏等各族將士并肩作戰，以血肉之軀抵御外侮；后方各族群眾踴躍響應，在人力上青年參軍、知識分子報國，物力上捐募軍馬物資、支援前線，財力上慷慨解囊、認購公債，以全方位支持凝聚起強大的抗戰合力。這種跨越民族界限的團結精神，不僅是抗戰勝利的重要支撐，更是中華民族歷經風雨仍生生不息的寶貴財富。歷史充分證明：唯有堅定不移維護民族團結，推動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才能筑牢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起磅礴偉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是一家人，大家要相親相愛、共同團結進步。”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民族工作？核心就是加強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進一步提升青海民族凝聚力，從容應對各種挑戰與機遇，以牢不可破的民族團結筑牢國家安全屏障，夯實青海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穩固根基。

　　（四）國防建設是捍衛和平發展的鋼鐵長城。抗戰時期，青海騎兵師以非主力部隊組建，面臨武器裝備殘缺、人員訓練有限等嚴峻挑戰，卻能在中原、皖北等抗日前線堅守八年，于淮陽血戰、龍亢戰役等戰斗中屢創佳績。這不僅得益于官兵舍生忘死的戰斗精神，還得益于青海軍馬場供應萬匹戰馬的后勤保障等。歷史充分證明：國防是國家安全的基石，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能夠有效抵御外來侵略，保障國家領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俄烏沖突持續膠著，全球安全格局呈現錯綜復雜、波譎云詭的態勢，維護和平與發展顯得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鋼鐵長城。”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必須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強軍思想，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建設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世界一流軍隊，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筑起堅如磐石的“鋼鐵長城”。

　　（五）抗戰精神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不竭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抗戰時期，青海各族兒女體現出的民族團結的愛國精神、傾其所有的奉獻精神、守望相助的擔當精神，是全國抗戰中全民團結、共御外侮的真實寫照。歷史充分證明：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重要內容的抗戰精神，彰顯出了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共御外侮的強大力量。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要堅決貫徹好習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揚抗戰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與力量，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始終懂感恩、有情懷、重實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青海篇章提供不竭精神動力。

        （來源：青海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