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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新聞網·江源新聞客戶端訊 “以前調解矛盾，沒執法權，跑斷腿也未必能解決問題�，F在有了黨建引領的新機制，公安、市場監管、司法力量跟鄉鎮黨委擰成一股繩，再難的事也能啃下來！”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長寧鎮綜治中心干部的感慨，道出了當地基層治理的深刻變革。
今年以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聚焦基層治理薄弱環節，將破解鄉村治理各自為政、部門聯動不暢等問題作為重點攻堅方向，以黨建為總牽引，在試點派出所、市場監管所、司法所所長兼職鄉鎮黨委副書記基礎上，全面推行黨建引領鄉村治理“1236”工作機制，通過“賦權執法+下沉執法+委托執法+一體管理”綜合執法體系，著力提升“鄉鎮治村”效能，為基層治理注入強勁動能。
力量下沉到“點”，立柱架梁筑牢治理根基
“我們這個少數民族聚居鄉，如果矛盾不及時化解，小糾紛可能變成大問題。”這曾是大通縣良教鄉干部最憂心的事。破解這一治理痛點，大通縣的突破口是“黨建牽線、力量下沉”——選聘派出所所長“點對點”兼任鄉鎮黨委副書記，明確強化基層社會治理、完善協調聯動機制、優化執法服務流程等6項職責，讓公安力量與鄉鎮黨委“同頻共振”。
在良教鄉，這一機制催生出“三級聯動”治理體系：鄉黨委牽頭，村“兩委”與民警包戶，農村黨員“敲門”。在此基礎上，“老馬調解室”應運而生，將“警治+法治+民治”擰成一股繩。曾經因矛盾吵得“臉紅脖子粗”的村民，如今常在調解室門口拉家常；不少群眾笑著說，這里成了“變臉調解室”——來時怒氣沖沖，走時心平氣和。這一創新，讓基層治理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防控”，矛盾化解時效顯著提升。
史家莊派出所所長劉永彬兼任橋頭鎮黨委副書記后，創新探索工作流程、任務分工等重點內容，形成“163”基層治理工作法，矛盾調解能力和風險化解能力顯著提升。“自從馬輝武、劉永彬兩名所長擔任兼職副書記以來，有效解決了社會治安、矛盾調解等基層治理的‘老大難’問題，為我鎮平安建設貢獻了巨大力量。”橋頭鎮平安建設負責同志說。
橋頭鎮則以“黨組織聯動”“支部建在網格上”等創新舉措夯實根基。全鎮劃分134個綜合網格、23個專屬網格、693個微網格，選配35名網格指導員、134名網格長、203名兼職網格員，還有1116名單元長、樓棟長、聯戶長聯動發力。“網格黨支部就建在群眾家門口，黨員帶著服務菜單上門，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鄉鎮。”該鎮黨委書記韓少君說，老百姓的訴求解決了，群眾滿意度也就高了。
從派出所所長兼職副書記到網格黨支部全覆蓋，大通縣以黨建為軸心，將治理力量精準下沉到最末梢，讓基層治理從“單打獨斗”變為“協同作戰”，筑牢了治理的“四梁八柱”。
權責凝結到“線”，協同聯動增強治理合力
“臥床多年，想改營業執照比登天還難，沒想到干部上門辦好了！”長寧鎮韓師傅的激動，源于大通縣在黨建引領下對“權責線”的精準梳理。針對基層“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困境，該縣以“有訴必應馬上辦”為抓手，建立“點單—派單—結單”閉環流程，推行“清單制+責任制+時限制”，讓“鄉鎮吹哨、部門報到”成為常態。
韓師傅的營業執照變更需求，經村網格“點單”后，鎮黨委立即“派單”給市場監管所。第一時間上門辦理手續，當天就把新執照送到韓師傅手中。“以前跨部門協調要層層請示，現在黨委牽頭，一個會就能定分工。”長寧鎮黨委書記李長榮說，今年以來，該鎮通過閉環機制已解決跨部門難題10件。
塔爾鎮的凈雜清源專項整治行動，更顯聯動威力。兼職黨委副書記、大通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塔爾監督管理所所長馬天貴在日常工作巡查中發現鎮域內違規清洗動物內臟行為后，當即向塔爾鎮黨委、政府匯報，鎮黨委經商議決定圍繞食品安全突出風險整治目標，聯合生態環保、市場監督管理、城鄉綜合管理執法等六部門聯動，對肉制品屠宰、加工、銷售全鏈條開展凈雜清源專項整治行動。他們將整治目標拆解為3個村、4個重點、10個檢查小項，通過突擊檢查、集中打擊的方式，共計處理關停4處違規食品加工經營場所。還溯源追查供貨銷售渠道，從根上守護群眾“舌尖上的食品安全”。馬天貴說：“以前查處違法加工，市場監管缺強制力，公安缺專業認定，現在黨委統籌，執法效能翻了番。”
權責在黨建引領下擰成“合力線”，讓基層從“各管一段”變為“協同攻堅”。大通縣通過該機制解決多件長期積壓治理難題，群眾訴求響應率、辦結率均有所提升，真正實現“一線事基層辦，基層權給基層用”。
有效覆蓋到“面”，“三治融合”夯實治理基礎
“基層治理法治化，關鍵在黨建把方向、聚合力。”這是景陽鎮兼職黨委副書記、司法所所長喬延壽的工作感悟。作為鄉鎮黨委班子成員，他協助鎮黨委書記將法治建設納入黨委重要議事日程，牽頭成立法治建設領導小組，構建起“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法治建設新格局。
在喬延壽推動下，景陽鎮建立矛盾糾紛排查、預警、調處、回訪一體化工作機制，打造了一支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人民調解隊伍。同時，積極培育“法治志愿者”隊伍，退休干部、教師等力量紛紛加入。“以前調解靠‘人情’，現在靠‘法理’，群眾更信服。”喬延壽說。
這是大通縣推進“三治融合”的縮影。該縣以黨建為引領，統籌推進自治、法治、德治。高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務資源，強化法治引領、源頭治理和風險防控，扎實推動“法治鄉村”建設。聚焦征地拆遷、家庭糾紛等重點領域，做到“早發現、早介入”。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規范化建設，推廣“流動調解”“線上調解”模式，提升調解成功率。落實“一案一策”，對重大矛盾實行領導包案、跟蹤回訪，防止矛盾激化升級。通過源頭治理，將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同時，指導村（居）修訂完善村規民約，培育“法律明白人”和“法治帶頭人”302人，實現村（社區）法律顧問配備全覆蓋，切實增強群眾自治能力。
大通縣以黨建為“金鑰匙”，從力量下沉到權責協同、從局部突破到全域提升，通過深化“1236”機制、推動執法力量“縣管鎮用”、強化鄉鎮黨委對治理資源的統籌，促進“塊塊治理”與“條條執法”順暢聯動，實踐印證：將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就能破解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難題，讓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充實更有保障。
（來源：青海日報）